澳门贵宾会:尤金·C哈格罗夫:中小学阶段环境伦

来源:https://www.ll-nano.com 作者:美食推荐 人气:67 发布时间:2019-05-01
摘要:即使在美国,环境伦理也尚未纳入中小学教育,因此任何相关评论都还只能停留在探索阶段。同样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未必同样有效,甚至可能

  即使在美国,环境伦理也尚未纳入中小学教育,因此任何相关评论都还只能停留在探索阶段。同样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未必同样有效,甚至可能全无效果。要使某种环境伦理在特定社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其牢固地建立在该社会经过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观点时,教育工作者必须小心谨慎,避免采用与自己的社会规范存在冲突的元素。例如,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公园理念,在亚洲国家会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理念的应用,不时导致了社会混乱和不满,因为当地人会被迫从自己祖祖辈辈居住或利用了数百年的土地上迁走。

  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环境伦理学文献往往是以理论为导向的,它与实际问题的融合方式是理论家和环境专业人士都尚未研究明白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可用理论的数量显著增加,结果,寻求得到指导的有关公民很容易在面对许许多多相互冲突的立场主张时感到无所适从。

  最后,向儿童讲授伦理观念时,存在一些固有的特殊问题,其中包括:父母担忧孩子可能会被教授一些不适合的东西,不同年龄段的智力发展对能做的事情存在着限制等现实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无法向小孩子们教授伦理观念,但是等他们到了合适的年龄时再教授却往往为时已晚。由于存在这些困难,我认为最好不要集中关注如何将环境伦理的现有理论转化为课程材料,而是应当将关注点放在普遍的环境价值观之上,这些普遍价值观在特定国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与实际形成 这些国家的环境感知的观念历史相一致。

  这样一种路径,将以人们在价值观和美德方面的品格发展为基础,而不是建立 在教授特定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样,环境伦理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让人们作出某 些特定的决策,而是为了使人们作出伦理决策形成一种总的背景。

  在确定教学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取舍方面,我建议教育工作者进行一种逆向操作:从“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促使公民和环境专业人士作出环保决策”向后推,推断出“需 要做些什么,才能从教育方面让这些人做好准备,从而可以作出这些成熟的决策”。 我们首先要看看当地的环境法律和环境政策,看看哪些具体价值最有可能使人们作 出环保的决策。在美国,价值通常被列入环境法的前言,例如《濒危物种法》中的“审美、生态、教育、历史、娱乐和科学上的价值”,《荒野保护法》中的“科学、教育、景观或历史的价值”,以及《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的“我们国家遗产中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方面”。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刻意忽略了经济价值,以便通过提倡其他价值来对无节制的经济价值加以禁止或抑制。在加拿大,经济价值通常被列入价值清单,但仅仅是众多价值之一。例如,《育空环境法》致力于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经济、文化、审美和精神上的关系”。如果育空人能够找到一种平等促进上述四种价值的方法,那么经济价值自然会受到限制。如果不能,该法案将仅仅被当作一项经济法规来实施。

  美国和加拿大的环境教育者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方式,培养未来的公民能够在处理这些法律法规中列出的多种价值时不让经济价值压倒一切。目前,这些价值通常被视为不适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非经济”价值。于是,人们将其转换为旅行成本、支付意愿等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这种成本和意愿并不是很好的标准经济估量。这些转换的发生,是由于环境专业人员没有接受过从环境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专业能力培训。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被鼓励作出“客观的”—— — 据认为是属于事实的、“价值无涉的”(value-free)、完全脱离了哲学语境的—— — 决策。这种客观性,通常是通过利用科学研究或对消费者偏好进行量化和成本效益分析等来实现的。

  然而,认为决策可以做到这种意义上的完全客观的信念,是在很晚近的时期才出现的。它产生于三种相对较新的哲学主张:19 世纪中叶出现的功利主义、19 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实用主义,以及二战前后时期才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从功利主义当中,出现了以下想法:善即快乐;从实用主义中,出现了以下想法:所有价值(根据用途,尤其是人类使用情况)都是工具性的;从逻辑实证主义中,则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伦理陈述是任意的、主观的、非理性的个人情感表达。融合了这三种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将决策变成了只不过是在资源相对匮乏的世界当中满足个人偏好(欲望)的理性但自私(利己)的手段。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往往让19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感到不适,但对于今天普通人的思维而言它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儿童们—— — 通常在学龄前—— — 在未经任何正规培训之前就能熟悉相关概念。由于经济思维在 21世纪是一种强大的主导思维方式,所以人们可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是,将其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语境当中,则是可能的,这样可以使其危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为了对抗功利主义的观点,教师们可以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强调,鉴于人们常常因做坏事而沾沾自喜,因此善与快乐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善真的被定义为快乐,那么任何伦理标准都将无法自圆其说。为了抵制经济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教师们应当强调,我们对事物价值的重视,通常是因为事物本身,而非仅仅因为它们的用途。正是由于所有的价值均被转换为工具性术语,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勾销了内在的价值,所以环保主义者才开始呼吁为自然争取权利。由于这种权利已被证明是无法获得支持的,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伸张内在的价值—— — 当人们选择出于事物本身的缘故而重视其价值时,事物就会产生内在的价值。

  为了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情绪论,教师们应当强调,价值观不是孤立地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演变,是未受过多少正规培训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社会理想。虽然人们对于在具体情况下如何适用这些价值观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但某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什么是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则几乎是没有分歧的。例如,在美国一次关于建立荒野保护区的政治听证会上,虽然对于某个特定地点是否具有荒野价值或其是否应该因其荒野价值而受到保护等问题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但在有关荒野价值的意义及其应当作为相关政治决策的背景方面却不会产生任何异议。相比之下,例如印度的情况,大多数参与类似听证会的人会既不了解也不承认荒野价值的合法性。他们极有可能对这种价值观的任何应用形式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与他们国家的社会规范不相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

  环境教育不应该是向人们强加新的价值观,而应当是现有价值观的某种强化。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在风景绘画、自然诗歌、景观园艺和自然历史科学方面有着长达三个世纪的崇尚自然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强大,以至于游客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拍照—— — 以那些 19 世纪风景画为样板进行精心的摄影创作。由于这种传统,大多数西方人都自然而然地非常愿意保护自然的美。然而,因为他们的教育经历告诉他们人的美感是一种任意的、主观的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而不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基于内在固有价值的、代替美学论证的社会理想,所以他们通常会倾向于依靠工具性的论点(例如,也许存在一些未知的可以将癌症治愈方法)、神秘的断言(例如,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或政治性的类比(例如,大自然理应拥有权利)。

  相关环保人士之所以会依靠这类论点,是因为他们接受的训练要求他们以一种违背直觉的、狭隘的经济方式进行思考。由于这种训练,他们具备了必要的话语来表达那些他们已经丢失的想法。在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1984》一书中,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正在开发一种新语言,即“新话语”(Newspeak),其中道德词汇最终将被简化为两个词:好(good)与不好(ungood),从而限制该国的公民在道德方面的思考行为。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将价值术语化约到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层面,并在讨论非经济价值之前将其转化为经济术语,这在环境思维中也产生了与“新话语”类似的效果。例如,在一份育空地区狼管理计划的最新草案中,一段名为“狼的非消费性使用”的章节,对狼的内在价值进行了讨论。 这种非消费性利用不仅仅是一种非经济的使用,同时也是一种“不使用”,除非我们硬要说,我们去博物馆是去“使用”艺术品,去音乐会是去“使用”音乐。当我们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基本社会价值观视为另外一些价值观的模糊的否定陈述时,这些价值观最终会被归结为难以言喻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情绪论。

  回归平衡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或经济思维的终结。通过现代成本效益分析,这种思维仍然可能通过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并没有在浪费钱财而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决策的依据未必会是经济效率—— — 以最少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大回报,而是一个特定社会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价值。简而言之,这将是一种从经济到政治的转变。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伦理与政治是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的相同事物,前者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后者是从群体的观点出发。 10 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在撰写其著名论文 《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时就考虑到了这种关系。利奥波德的结论是,政治行动经常无效,是因为普通公民尚不具备支持该行动所需的价值取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利奥波德谈到了“对土中小学阶段环境伦理教育的传统和多元文化路径 165地的热爱、尊重和钦佩,并高度重视其价值”,并提出将美、完整性和稳定性作为关键的伦理和审美价值。

  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在其著作《地球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中指出,当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既是消费者又是公民,同时具有消费者和公民的双重偏好。消费者偏好与我们希望如何花费个人收入有关。公民偏好则涉及我们想要居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中的集体愿望。虽然经济学家经常对我们的消费者偏好加以总结并将其作为公民偏好来呈现,但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公民的我们,完全有可能投票反对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所渴求的事物。例如,即使我们比较看重快餐包装的便利性,我们可能仍然会对其加以禁止,以帮助解决固体废物处理问题。

  如果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有效地应对我们共同的环境问题,那么他们就不能仅仅只是消费者,而是还必须作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公民来参与环保活动。然而,如果没有经过同时成为公民和消费者所需价值观的教育熏陶,这样的公民就不会存在。这类教育应该是无需争议的。很多环境相关的知识仍然可以采用现有方式进行教学。需要做的只是将知识点更合理地组织起来,以便学生了解他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如此一来,产生的结果并不是新的价值观,而是原有价值观的积极的重新表达。只有当这项任务完成时,当人们再次拥有话语来充分表达在事实和评估方面的环境担忧时,我们最终才有可能将环境伦理从理论变为实践—— — 从本质上说,这是对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实践的微调。

  在智利,尤其是在应对这一特殊问题方面,跨文化的道德教育可能会面临一些机会。如前所述,《育空环境法》据称是为了促进“与环境的经济、文化、审美和精神上的关系”。其中第一项显然是针对工商界的。其他三项有较多问题。直观地看来,欧洲裔加拿大人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并未做好促进环境保护的准备。然而,他们在美学方面的环保推广却有着丰富的经验。这种传统始于 17世纪后期的欧洲,最初源于欣赏阿尔卑斯山的崇高,然后普及为将自然面貌描述为“风景如画”—— — 美得像一幅画(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克洛德·洛林(Claude Lorrain)的一幅画作)。这种风景如画的游历传统现在被称为旅游业。由于这种传统,自然美成了公共听证会上保护自然场所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显然,《育空环境法》中提到与环境的审美关系,针对的是欧洲裔加拿大人,因为促进这种关系对他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这种审美关系对育空地区的原住民民族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崇尚风景如画的旅游传统,然而却占据了半数左右的地区人口比例。1995年我第二次访问育空地区时,我发现所有与我交谈的育空“第一民族”(FirstNation)人民都不愿意谈论自然美。当我硬是提起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只是我们的家园而已”;“大自然是美还是丑,有谁在乎呢?”部落成员们更愿意进行一些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的谈话,而且这些价值观主要集中在他们以环境为“家”这种关系之上。在公开听证会上发言时,他们的语言会围绕育空法案中包含的、要弘扬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但对欧洲裔加拿大人来说,这些价值并无重大意义。

  由于欧洲裔加拿大人和“第一民族”各族人民对育空法案要弘扬的价值有着不同的兴趣,而且彼此都更愿意提倡符合各自兴趣的价值观,再加上双方采取的处理方尤金·C.哈格罗夫 166式都来自当地另一半人口难以理解的文化传统,所以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经常是自说自话或鸡同鸭讲。就像“第一民族”各族人民无法理解欧洲裔加拿大人的自然审美观一样,欧洲裔加拿大人同样也很难理解“第一民族”各族人民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小学阶段的环境教育使孩子们能够相对地熟悉双方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观以及审美价值观,这样有助于他们在成年后的环境问题讨论中更好地理解对方。

  在智利,也有类似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很有可能与那些受欧洲传统影响较大的智利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与加拿大和美国原住民民族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很多原住民民族的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到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多少政治影响力的程度。然而,智利的马普切人部落可能是一个足以媲美育空部落的群体,他们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且如果他们的价值观被纳入小学阶段的基础价值教育,人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同样,其他部落的价值观—— — 就其仍可以加以识别而论—— — 也将会成为有用的补充。关键不在于概念的灌输,而是要促进更多的理解。了解马普切人的价值观念,可能会有利于解决未来的政治争议。了解其他部落的价值观念,可能有助于通过传授如下观念来促进对他人价值观的包容:尽管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主要社会价值观都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但它仍然只是众多选择之一。

  就我个人所知,智利在这方面的相关努力包括里卡多·罗齐(Ricardo Rozzi)等人的著作《南美洲南方温带森林多族群鸟类指南》。该书通过两种文化传统中关于鸟类的叙述讨论了马普切人和雅甘人的价值观念。书中附带的光盘记录了鸟叫声以及在原住民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中这些鸟类的名称及它们的故事,探索了跨文化和物种间的伦理规范。同样,弗朗西斯卡·马萨多(FranciscaMassardo)和里卡多·罗齐合著的《世界最南端的民族生态学:雅甘工艺和传统生态知识》通篇都是传统故事、叙事和神话。为了编写该书,作者曾与雅甘社群成员一起工作。他们专注于当今的原住民手工艺,意识到这项活动对南美洲南部生物文化保护和环境伦理的意义。为了实现将雅甘语言重新融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计划的目标,马萨多和罗齐与原住民社群的年轻作家克里斯蒂娜·萨拉加(Cristina Zarra-ga)一起,为小学阶段的相关教育筹备了研讨会并编写了一本书。这本由克里斯蒂娜·萨拉加、弗朗西斯卡·马萨多与里卡多·罗齐合作编写的《学习、倾听、雅甘世界》,为儿童提供了包含 70个雅甘词汇的图解词典。

  关于马普切的生态知识,智利的学校目前正在使用一种优秀的跨文化教育工具—— — 一套多语言教学光盘 《智利南部原始森林飞翔诗歌 20首》,作者洛伦佐·埃拉潘(Lorenzo Aillapan)是一位马普切诗人和鸟类学家。光盘内容结合了鸟的叫声以及西班牙语、英语和马普切语三种语言的诗歌文本。智利南部和阿根廷的学校目前正将这套光盘用于环境伦理教育。关于这一尝试的西班牙语讨论,请参考下列著作:弗朗西斯卡·马萨多与里卡多·罗齐合著的《南美洲南部温带森林雅甘和拉弗肯什民族鸟类学》,洛伦佐·埃拉潘与里卡多·罗齐合著的《当代马普切民族鸟类学:智利南部原始森林飞翔诗歌 20 首》,以及(尤其是)《雅甘和马普切人关于南美洲南部温带森林鸟类的原住民叙事的伦理意义》一书。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为适当地保护环境,经济价值观之外的其他价值观必须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从所谓的非经济观点促进政治层面上对所有环保呼吁之间的相互理解,以下可能性将会得到极大增加:一个社会的环境的管理,最终将成为反映整个社会观点的均衡价值体系,而不是仅仅反映工商产业界的观点。另一种选择,则是仅仅为了私人经济利益而进行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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